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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集电视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以年轻的视角窥视古老故宫的深处,通过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、“庙堂”与“江湖”的互动,近距离展示了稀世珍宝的“复活”技术、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与修身哲学。2016年年初,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在央视首播,豆瓣评分高达9.4,之后迅速在以二次元文化著称的B站(Bilibili网站)上走红,点击量超过200万,累计有逾6万条弹幕评论,呈现出超越电视播出时的火爆景象。
近年来,纪录片纷纷从小屏幕搬上了大银幕。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也不例外,在网络上爆棚之后,又成功登上贺岁档大银幕,与诸多大片同场竞技。
借势新媒体成为“网红”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没有过山车般的剧情,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“小鲜肉”。就是这样一部波澜不惊的片子,却在70后到00后的朋友圈里被频频转载,捧红了高墙内的这群师傅,也捧红了修了一辈子文物钟表却没几个人知道的王津师傅,引发了“故宫网红”等一系列文化现象。
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中心研究员刘刻说:“观众不是不喜欢纪录片,而是一直以来,纪录片没有抓住观众的心。”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导演萧寒坦言,很多年轻观众被故宫文物修复师们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的工匠精神所打动。这种坚持和耐心,正是当下最缺失的。正是这部作品所挖掘和呈现的工匠精神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。
微鲸副总裁陈黛蓉说:“作为平台方,我们从不忽略小众文化,因为很多热门主流文化现象都曾是小众文化;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,需要有好作品的引领,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就是纪录电影的精品,具有市场引领作用。”
专家们认为,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成功借势新媒体成为“网红”也不是偶然现象,这其中包含着制作方对内容全面的评估、对创作真诚的态度。
工匠精神不可或缺
工匠精神不仅存在于故宫的文物修缮过程中,也存在于纪录片的创作中。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,打动了互联网上的观众,引发了舆论的关注。纪录片创作者王冰笛认为:“只有好的内容,才会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很好的二次传播。”
早在2010年,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主创团队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隐于宫墙内且身怀绝技的匠人群体,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,4个月集中拍摄,100小时素材,7个月重新剪辑推出电影版,这些数字的背后,是中国纪录片人的“匠心”。“能够把片子拍得如此从容,因为影片主创与文物修复师们是一样的人。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。也正是这样的精神、这样的生命质感,深深打动了互联网和院线的观众,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。
好的故事、高质量的影片,为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在新媒体平台崛起打下了基础。萧寒认为:“相较于其他类型影片而言,纪录片的创作靠的就是情怀。这部影片中感动观众的就是真实朴素的情怀。”
“互联网+纪录片”大有可为
2016年,是新媒体纪录片播出的井喷之年。“互联网+”模式下,纪实影像的全网点击量已达49.4亿次。在相关利好政策的推动下,各大视频网站开始发力,紧抓新的发展机遇,开发优质便捷的纪录片平台。观看量过亿的纪录片项目批量出现,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纪录片越来越多,新媒体已成为纪录片不可或缺的传播平台。
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宁认为:“新媒体环境也为纪录片发展带来了足够多的机遇,网络视频的发展为纪录片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,它以多种方式为纪录片做支撑,通过互联网营销、互动营销等手段不断创新纪录片的传播形式,让更多的用户更频繁地接触纪录片。”